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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招工难”和“留不住”成为了劳务用工市场的“主旋律”。

小周(化名)到北京已经快3年了，如今的小周已经从当初找到工作的兴奋中冷静了下来。

小周在一家知名央企下面的子公司工作，合同是劳务派遣方式，与在东三环的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的合同。从2009年到2011年，小周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元左右，这点工资，让重点大学毕业的她在同学面前有点抬不起头来。

“简直是同工不同酬，而且福利待遇比公司正式的员工差很多，从2011年底开始，我开始酝酿着跳槽，并且有了回家的打算。”小周说。

与此相对应的是，在北京各个主要地铁口，却游荡着一批招工的公司。负责招聘的人十分无奈，看见从地铁口出来的人，只要像是找工作的，马上就上去询问是否可以去自己的公司上班。

“招不到人！工地很多岗位没人干。”在北京积水潭地铁口招工的一家建筑类公司负责人王先生告诉记者。无独有偶，尽管是低端类工作，签合同也是劳务派遣方式。

2008年以来，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，严峻的就业形势及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导致劳务派遣大行其道，不仅总量跃升到6000万人(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)，而且部分央企中甚至有超过2/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。由此看来，劳务派遣用工方式已经在各个行业蔓延开来。

用工市场折射经济形势

《CTG中国劳务用工行业就业指数报告》显示，2012年一季度雇工需求增长趋缓，劳务用工市场景气不足。

“而招不到人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劳务人员对福利待遇不满，且比较抵触劳务派遣方式。”王先生告诉记者。

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的研究，中国就业竞争指数连续3个季度在1以下运行之后，今年一季度重新回到1以上。

就业竞争指数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上求职人数与职位空缺的比例状况，因其与CPI、GDP增长率等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具有很高的相关度而备受关注。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唐鑛表示，就业竞争指数在1以上表明劳动力市场竞争较为激烈，雇主用工需求处于缓慢增长，赶不上劳动力供给增加的幅度。

对于这个观点，王先生认为：“真正原因是青壮年劳务人员人数不够多，多数有打工愿望的人普遍在40岁以上，和我们的需求不相符。”

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减速也让企业很难大幅度提高待遇招聘员工。

实际上，《CTG中国劳务用工行业就业指数报告》认为，过去两年中国就业景气程度的变化趋势与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(PMI)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。2011年11月PMI为49%，是2009年3月以来首次跌破50%的关口，而PMI低于50%就显示制造业在萎缩。

野村证券称，4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(PMI)初值回升至49.1，和3月份新增信贷等其他先行指标走势相符，进一步证实经济活动已经在今年第一季度触底。

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宗瑜认为，总的来说，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处在低迷的下行通道。

上述报告还公布了去年用工景气情况，其中制造业2011年度劳务用工微弱景气，景气程度低于2010年。两个年度景气指数的最低点都出现在3月，处于微弱不景气区间；批发零售业2011年劳务用工相对景气，但景气程度比2010年有所减弱；ICT(电信/信息通信技术)行业2011年劳务用工相对景气，只有3月份为微弱不景气。

行业弊端：企业逃避责任

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的《中国农民工“生存感受”2012年度报告》对农民工幸福感进行解析，当前，农民工主要来源于个人生存层次的需求满足，对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幸福感最低。

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健敏教授表示：“农民工的主观生存感受记录了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。作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份子，农民工身上负荷了多重角色，而他们的努力，最直接承担了整个社会转型的成本，包括社会成本和心理成本。”

这种不幸福更多地来自企业的不负责任。

在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工作的张琳(化名)则深受代理用工之苦。

“我已经在这家银行工作8年，但一直是代理用工，中间换过代理公司，新《劳动法》规定，在同一单位工作10年可以签无固定期合同。”张琳说。

张琳告诉记者：“本以为再过两年就可以签无固定期合同了，但今年银行仍旧让我跟人力公司签代理用工合同。”

直到最后，张琳才算弄明白，就算签订无固定期劳动合同，也是跟代理公司签，跟银行没关系，银行实际上省去了很大的麻烦。

尽管张琳已经在这家银行工作了8年，但由于期间曾更换过代理公司，使得张琳的连续工龄只能从最后一个代理公司接手时算起，“公司直接和员工签合同，人力成本很高的，比如我们这，签一个员工，成本就要增加3成左右。”王先生说。

《CTG中国劳务用工行业就业指数报告》显示，在2011年，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采用劳务用工形式，劳务用工形式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用工形态；劳务用工呈现出代理用工比重上升、派遣用工比重下降的趋势。

上述报告显示，企业劳务派遣的用工成本仅相当于正式用工成本的60%至70%，现实中存在较严重的同工不同酬和性别歧视问题。报告还显示，小企业的人工负担更高。

该报告还显示，制造业中使用劳务用工的企业数量总体上逐月逐季增加，月均增长3%，比2010年提高0.24个百分点。制造业劳务用工的总量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，月均增长2.53%。制造业代理用工男性占比为58.24%，而派遣用工则以女性为主，占比为72.54%。企业中劳务用工占全部用工的比重在15%至20%。

《劳动合同法》

修改将触及劳务派遣

全国总工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，从两会之后，就一直在讨论《劳动合同法》修订的事情，重点就在于劳务派遣。

“劳务派遣的门槛将会提高，同时规范劳务派遣公司的行为。”上述内部人士说。

目前对《劳动合同法》的修订将主要集中在劳务派遣上，包括将提高准入门槛、明确对“三性”(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)岗位的界定、拟对劳务派遣企业施行向人力社保部门备案制度、拟对劳务派遣违法行为提高处罚力度等。这是人力社保部法规司副司长余明勤在“‘律动中国’FESCO2012年全国法律巡讲活动”上表述的。

据余明勤透露，作为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修订工作当中的一项重点工作，《劳动合同法》的修订，将重点围绕在劳务派遣方面。“今年年底劳动法修订就会有结果”。

数据显示：有的企业大量或全部使用劳务派遣工，并呈长期化趋势，在目前用工单位工作6年以上的劳务派遣工达39.5%。劳务派遣工月平均工资2508元，月均底薪1370元，其中有30.4%只约定底薪，19.1%只约定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，两者相加有近一半难以拿到全额工资。在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失业保险的缴纳率分别为72.7%、73.4%、70.5%，除失业保险外，均低于正式工16个百分点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曾表示，目前，劳务派遣存在一定程度的滥用情况，今年人保部要对全国的劳务派遣单位情况进行专项检查，全面了解劳务派遣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，为《劳动合同法》的修订提供依据。

“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、经济建设的一支主力军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.4亿，形成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。这个社会群体的幸福感以及他们所得到的社会支持感，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人们的福祉都非常重要。”孙健敏还表示，“如今农民工已逐步向新市民转化，城市管理上应该给这个群体留出更完善的空间，期望社会各界关注农民工的主观生存状态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，倡导劳动者终生学习，终生发展。”